眼下整个秀州城内的瓶山就有买卖和制作酒的酒务已经有了三十处，纳税必定比神宗朝时期的十一万贯税额肯定还要高。

单凭酒这一项便至少贡献十五万贯的税收，这个数字不得不说是非常惊人的。

可见两浙地区甚至秀州的富庶程度，这样的高度繁荣，细细算起来的帐是非常客观的。

首先制造和贩卖酒的商家能够赚取利益和缴纳税收，所雇佣的工匠和走卒也能赚取工钱和纳税，酿酒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也能让农人受益，运输和流通的商家自然也能分得一杯羹。

这样一来带动和养活了一大帮的人，自然也养活了一大帮家庭，藏富于民在这一点上便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韩鑫的自豪也是非常有底气，所说的过个肥年也是很有道理。

“三十处酒务虽好，然需求难免有限，如何避免恶性争斗？”

赵构并没有被这么高额的税收所震撼，毕竟酿酒本身就是高利行业，所产生的高税收自然也是非常正常。

酿酒虽然对于大宋民众而言是非常大的需求，但是一旦酒务数量增多也难免会产生恶性竞争，这个也是赵构站在全局的高度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官家所言甚为有理，眼下所有作坊皆有个方略，便是错位！”

“何为错位？便是货物错位，酿酒的品类错位，口味错位，便不会千篇一律。售卖的地方错位，你卖大理，我卖湖广，他卖安南。至于本地，毕竟需求有限，只不过零卖而已。大宗售卖必定还得远售。”

韩鑫道出了商铺之间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那便是错位发展。

在酒的品类上不会千篇一律的去酿造同一类型的酒，也不会全部一窝蜂的往一个地方远销。

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同行的恶性竞争，还能够有差异化的售卖，最终还是可以保全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