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刘文秀还对李定国寄予厚望。他深知李定国的才能和勇气，更进一步激励他北上陕西，进发洛阳。他相信，李定国一定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辉煌的战绩，为实现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同时，他也希望李定国能够辅佐朱由榔，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国家重新走向繁荣昌盛。

李定国的这一行动不仅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也让大西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原本有望重振旗鼓的大西军，因为内部的不团结和纷争，逐渐走向衰落。而刘文秀的离去，更是让大西军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袖，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李定国此时也一改孙可望联明之时的以我为主的政策，在内政方面，李定国为了讨好南明与沐天波等旧势力，甚至去除了孙可望的许多措施。例如，营庄法等政策的废除，显示出他在治理地方上的策略调整。然而，这也意味着晋王在治理地方方面可能不如秦王孙可望那样有远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在联明初期，大西军在孙可望的有意无意安排下，一直牢牢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的实权。孙可望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智慧，“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使得大西军在西南地区迅速崛起。

对于这件事，永历朝的大臣钱邦芑曾经写信给孙可望，希望他“文武官员的升降都要禀报天子，征伐的行动和停止一定要请示朝廷的命令”，也就是说孙可望提拔和贬谪文武百官要向天子禀报，打仗行军要听从南明朝廷的安排，但是这个时候一心想要当“国主”的孙可望完全听不进去。

于是钱邦芑就转而拉拢李定国，鼓动他率领勇猛的军队，扫荡不服从朝廷的人，将来分封土地，世袭爵位。对于李定国这样头脑中充满了忠君思想的将领来说，这种忠君爱国的“春秋大义”无疑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在这种思想的深深灌输下，李定国愈发坚信自己过去跟承张献忠所走的选择道路是错误的，他在内心深处立下誓言，从此往后，定要全心全意地效忠于永历皇帝和南明朝廷，毫无保留。为了避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流贼”这般负面的名声，李定国毅然决然地与农民起义军彻底划清界限，割舍掉一切与过往的关联，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南明封建官僚集团的阵营。

首先，李定国效仿“关羽、张飞、姜维”，将自己与永历皇帝以及南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定国入主云南后，他以永历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所有事务皆宣称是遵循天子诏令行事。尽管永历皇帝因自身性格懦弱且顾虑重重，依旧规定“兵马总归晋王（李定国）执掌”，官员的任免也全权交由李定国决定。然而，李定国却始终以南明“忠臣”自居，坚守着“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的原则。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打破了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惯例，将至关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由沐天波掌管，目的是镇压“内贼”。而这些所谓的“内贼”，正是那些曾经与大西军并肩作战，如今却对他表示反对的战友。

更为严重的是，李定国竟然默许了沐天波率兵擅自行动，导致了大西军将领王尚礼的惨死。

王尚礼，曾经是孙可望的心腹爱将。然而，在李定国与孙可望关系破裂的关键时刻，他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和胸怀。他毫不吝啬地向李定国伸出援手，试图化解双方的矛盾，维护大西军的团结。然而，李定国却对这份情谊视若无睹。他任由沐天波率领军队肆意妄为，将王尚礼逼入绝境。最终，王尚礼不幸被杀，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