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已经是清廷派往湖南的第三批地方官了，此前两批面对反攻的明军，要么被杀，要么逃跑了。这第三批人中的大多数都有着特殊的身份标识，例如“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是“随征”人员等等。这些人或是洪氏从京城带出，又或是其一路南征途中所征召而来的幕僚。他们身负重任，负责管辖清军所占区域，具体涵盖范围大致有岳州、常德、长沙、衡州、宝庆、永州、郴州等诸多府城。

在洪承畴坚持不懈地多方努力之下，众多来自湖南本地以及其他地区的流亡士绅和为官之人，纷纷接踵而至，踏入了长沙幕府的大门，进而成为了洪承畴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沙幕府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规模逐渐壮大起来。

这些新近加入幕府的成员们可谓是人才济济，各具特色。其中一部分人早在明朝时期便已功成名就，声名远扬；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尚未取得显着成就，但同样身怀绝技，拥有过人之处。他们要么是英勇无畏、善于征战的猛将，要么是在地方上颇具威望和号召力的人物，更有甚者，曾在南明政权中担任要职，位高权重。然而，如今他们都在洪承畴这个榜样力量鼓舞下转变立场，投身于长沙幕府之中，这无疑充分彰显出了洪承畴所推行的招抚策略之高明与有效。

这些人加入洪承畴的幕府之后，各自肩负起形形色色且至关重要的战略使命。他们不仅仅充当着普通民众眼中的“带头大哥”角色，引领着众人前行；更是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分化和瓦解抗清武装力量的实际行动当中。通过种种手段，他们致力于削弱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根基，从而助力洪承畴顺利达成其既定的战略目标。正因如此，他们为稳定湖南局势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局面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在长沙幕府之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存在——专门负责招安工作的幕僚们。这些人肩负着重大使命，凭借自身广泛的人脉关系，不辞辛劳地奔赴那些抗清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展开招安工作。他们犹如穿梭于乱局中的使者，努力说服那些反抗者放下武器，归顺朝廷。

而在整个招安行动背后，贯穿着洪承畴所提出的“以招安‘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战略思想。这些负责招安的幕僚们，成为了该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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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洪承畴通过长沙幕府进行招安之举成效斐然。首当其冲的便是成功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这一明显短板。要知道，在广袤且地形复杂多变的地域作战，兵力是否充足往往决定着战争胜负的走向。如今，通过招安大量原本敌对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使得清军在面对复杂地形时也能够游刃有余地施展拳脚，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时间来到顺治十三年，当时担任荆州总兵的郑四维察觉到湖北荆门距离南明军队盘踞之地过近，心中不禁担忧起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议将安陆的驻防部队调遣至荆门，以此增强该地的防御力量，确保一方平安。

要知道，那位于安陆下方的钟祥、潜江、景陵以及沔阳等州县，其周边可谓是湖泊环绕，一直以来便是绿林好汉频繁活动的区域。而在东面与北面的黄州和德安两地，同样存在着众多“土匪”对这一带虎视眈眈，他们犹如隐藏在暗处的恶狼，时刻准备伺机而动，制造混乱和事端。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局势，洪承畴深感棘手却又无可奈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应对策略。那便是将安陆原本的驻防部队拆分开来，其中一部分被调遣至荆门，以增强那里的防守力量；而另一部分则继续留守安陆，坚守本地的防线，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

显而易见，湖北省内各个地区的抗清武装力量巧妙地占据了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地形地势。这些地方或是山势险峻，或是道路崎岖难行，让清军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面对如此天险，清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晕头转向，简直是防不胜防。

且不说清军本身的兵力是否充足，即便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这样复杂艰难的地形面前也是有劲无处使。曾经，只要满兵一出现，那些南明军队便会迅速逃跑，等清军走了，他们就又打回来，而且这里的山路崎岖不平，马匹根本无法奔跑驰骋，大大限制了清军骑兵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就连湖广总督祖泽远都深知其中厉害，根本不敢轻易调遣满兵前来剿灭这些南明军队。

然而，洪承畴经常派遣一名幕僚孤身前往，往往能够收获奇效。这些幕僚凭借着自身的三寸不烂之舌，有时候甚至比千军万马正面交锋还要显着。比如陈宏范成功招安黄州山寨，以及廖文英招安连阳八排山寨等事件，便是十分典型的例证。由此可见，长沙幕府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再次展现了它的非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