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回敬道：“江南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可别小瞧了哦！”

刚林听了，心里老大不高兴，陈洪范赶紧打圆场：“我们本来是为摄政王发兵剿灭叛贼，又为先帝发丧守孝，皇帝派我们带着御书、银币，不远千里而来，原本是想友好致谢的，怎能用武力恐吓呢？要是真用兵，难道还能拦得住你们？但既然你们以礼相待，我们也会以礼相还，可不能违背摄政王发兵破贼的初衷啊。况且江南是水乡，你们的骑兵能保证必胜吗？”刚林不吭声，气鼓鼓地走了。

面对这种情况，陈洪范心中暗自嘀咕：“本来想让吴三桂帮忙劝说多尔衮，现在他却跟我们玩起了失踪游戏！”无奈之下，他只得提议先把送给满清政权的礼物送出去，于是将已经运到的十万两银子、一千两金子、二千六百匹绢缎交给了清礼部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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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吴三桂不接受弘光诏书，那么原本打算赏赐给他的一万两白银和二千匹绢缎也就没有必要再送了。然而，当清朝官员们看到十万两银子之后，发现竟然还有多余的部分，便纷纷上前抢夺起来。左懋第见状，不得不赶紧解释道：“这些都是给吴三桂的赏金啊！既然已经送到这里来了，你们也可以一起收去转交给他嘛！”听到这话，这些官员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急忙哄抢一通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左懋第心里很清楚，这次出使满清，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任务，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国家需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到了北京后，他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糟糕，满清政权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思，他们对明朝使者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还威胁要杀掉他们。面对这种情况，左懋第感到非常无奈和绝望，但是作为一名忠诚的臣子，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自己和其他明朝使者的安全，并向弘光朝廷汇报当前的形势。他先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北京所遇到的情况以及满清政权的真实意图。然后，他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将信交给他并告诉他如何翻出城墙，尽快将信送到南京。同时，他也叮嘱这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被敌人抓住。这位勇敢的信使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左懋第的计划。他成功地翻过城墙，带着信件迅速赶往南京。一路上，他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始终没有放弃。最终，他顺利到达了扬州与南京，将信交给了史可法和马士英。

然而史可法和马士英接到信后，虽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深知左懋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但无论南京也好，扬州也好都没有积极筹备防御工作，加强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而将主要力量用在了应对左良玉身上。

而另一边，并不知道南明情说的左懋第仍继续留在北京，与满清政权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他依然坚守信念，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扞卫着大明王朝的尊严和荣誉。

此时此刻，正值清军攻打大顺军的重要时刻，满清政权把使臣的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留他们在北京也不太方便，多尔兖就琢磨着让他们赶紧打道回府。十月二十六那天，刚林又跑到鸿护寺，催促使臣“明儿个一早就动身”，还说“已经派兵把你们押送到济宁了，赶紧去告诉你们江南那边，我们要发兵南下啦”。

左懋第他们再次表达诚意“我们奉命而来，一是为了感谢贵国，二是为了祭奠先皇陵墓，三是为了商议安葬先帝”，这会儿只要求去昌平祭奠先皇陵墓。

刚林可没耐心了，嚷嚷着：“我们大清朝已经替你们哭过了，祭奠过了，也安葬过了，你们还哭啥、祭啥、葬啥？先帝在世的时候，贼寇来了你们不发兵，先帝驾崩了，你们拥兵自重却不去讨伐贼寇。先帝才不稀罕你们这些江南不忠之臣呢！”

既然不让改葬，使臣们又退了一步，愿意留下两千两银子，请满清政权帮忙委派官员监督安葬，结果又被刚林一口回绝“我们国家自己有钱有粮，不需要你们的，已经安葬了，就不用改葬了。”接着不由分说地拿出一张檄文，当场念了起来，里面写着“不援助先帝是罪过之一，擅自拥立皇帝是罪过之二，各镇拥兵虐待百姓是罪过之三。马上就要发兵讨伐你们的罪过”之类的话，根本不听使臣的任何解释。

说到讲和，刚林就说：“在河边可以讲和，在江边可以讲和，随便哪儿都能讲和”。这就看得出来，满清政权是铁了心要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了，就算陈洪范提醒“流寇在西边闹得正欢，贵国又发兵南下，恐怕对贵国不利”，这可是满清政权非常担心的问题，刚林还是态度很强硬地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不用你们管。”

就在这当口，多尔兖收到了出使三人团中陈洪范的密信，说是请求满清政权把左懋第、马绍愉他们给扣下，他愿意归顺，还能把南中那些有重兵的将领，像左良玉、余永寿、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啥的，都给劝降过来。